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子学：纳诸大教，哲学附子部之末2
常家凤整理
找来找去其实近代就没有二元论，没有二元论这种东西，除了笛卡尔之外，再也找不出一个二元论的哲学了。也许笛卡尔的后学算是二元论，因为他们可能模糊了上帝的地位，以灵魂和物质来作为基本的本体。笛卡尔不是二元论，他还是一个天主教的哲学家。要划分的话，他还从属于中世纪的哲学。笛卡尔之后就是近代了，笛卡尔是常见，笛卡尔之后就进入断见的近代哲学。莱布尼茨、康德这些人都是断见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就是模糊了灵魂和物质，把灵魂和物质合并了。本来是上帝生了灵魂，灵魂再生物质。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既是灵魂又是物质，弄成一级了，从上帝直接造单子，单子既是灵魂又是物质，莱布尼茨的学说跟斯宾诺莎的学说类似，都是普通唯心论的见解，把三级并称两级了。所以我们说普通唯心论就是一个两级的学说，从本体直接出物质。凡是两级的就是普通唯心论了。普通唯心论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广，我分了好多类型，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类型的，有莱布尼茨这种模糊灵魂和物质型的，还有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从本体直接出物质的这种类型的，以黑格尔为代表。
康德是不可知论这一类型的，也就是说对灵魂的存在不下断言，对于灵魂是断是常不下断言，也可以说自相矛盾。灵魂是常，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边坚持这种观点，灵魂是永恒的，这是一种假设，实践理性的假设，这里面以灵魂不灭为它的基础。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在理论理性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见解。所以到底灵魂是断是常他不下断言，还有的时候这样说，有时候那样说，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学说。这就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的一个大体的分类，具有它的问题。离正见都还很远，都在断、常这个里面，除了休谟。这是我们对西方哲学内容的一个认识。
下面，子凯你念一下：“
如此则哲学本不当入子部，然入器部乎？哲学乃包罗浑整之学，以大全之道为其对象，并非分科之学，又不当入器部。吾人仅仅由于这一点（哲学乃包罗浑整之学以大全之道为其对象并非分科之学）故将其附于子部之末也。哲学实欧西自宗教时代向科学教时代过渡阶段之过渡性学术，其非子学非器学也固宜，而将其附于子部之末自不得不然也。”
这就是我们把哲学放到哪一部，勉强让它进子部的理由。就是哲学它不是一门学问，所以说放在哪儿都有点牵强。但是它影响又这么大，是一门冒充的学问，还是得给它找个地方来放。放在子部，是在勉强的情况下最不勉强的最合适的。为什么呢？到底是入哪一部呢？经、史、子、器，入经部显然是不行的，入史部也显然不对，那么就两个部可以选择，一个是子部，一个是器部，就在子部和器部之间选一个。哲学是一个包罗浑整之学，以大全之道为其对象，不是分科之学。从整体来说，在今天哲学也俨然成了分科之学了。今天的哲学入器部也可以，比如说分析哲学之类的，研究琐碎问题的这种哲学可以入到相应的理科。大体来说，哲学还是以大全之道为对象，并非分科之学，把它放到器部不太合适。我曾经考虑把哲学放入文学，后来还是否定了这个想法，把它放入了子部。放入文学是因为罗素的《哲学史》在获奖的时候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我一个启发，感觉把它放入文学，感觉哲学就是一种文学。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思考哲学到底是放到哪个地方去，放入子部还是放入文学这一科好。总之这都是用我们中学的框架来看待西学，我们要习惯于这一点。我们仅仅由于这一点，也就是哲学是一个包罗浑整之学，以大全之道为其对象，并非分科之学，所以将它附于子部之末。
哲学实欧西自宗教时代向科学教时代过渡阶段之过渡性学术，其非子学非器学也固宜，而将其附于子部之末自不得不然也。哲学是一种过渡性的学术，是从宗教这种学问向科学这种学问过渡的中间阶段，所以它不是子学也不是器学而兼有子学和器学的性质，所以自然而然放到子部之末可以，放到器部也行，因为它介于子学和器学之间。哲学这东西自始至终很尴尬，一直到现在，很多人一直在讨论把它放哪儿。宗教、科学各有确定的领域，哲学没有，哲学的领域在近代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压缩的过程，不断被科学所驱逐、挤压，是一个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地盘的过程。到最后哲学没地盘了，不知道自己的领域在哪儿了，全被科学占领了，所以哲学很尴尬。到分析哲学哲学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独立领域的地方，所以它就成了语言分析哲学了，分析语言，没有了自己在客观世界的对象了。世界当中的一个领域被科学不断地侵蚀，哲学的领域没有了，哲学被不断排挤，失去了地盘儿，排挤到语言里来了。哲学本来是对世界的陈述，本来是有它的领域的，在开始整个世界都是它的领域，在笛卡尔那个年代。被科学排挤到语言领域，哲学的对象就成了陈述本身，成了对陈述的陈述。分析哲学对哲学对象的界定就凸显了哲学失去地盘这样一个极其尴尬的地位。
张燕京老师请了他的一个同行来讲学，说分析哲学好像又回到了世界的领域，不再完全以语言为它分析的对象了，不再搞陈述的陈述了，回到了对世界的陈述，又开始搞世界观的学问了。西方的哲学就是这么翻过来调过去，像个弹簧一样弹来弹去的，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对象，连对象都不能确定，还叫什么学术啊？这怎么能成为学术呢？所以对哲学而不要抱有迷信了，对整个西方学问也更不要迷信了。光搞陈述的陈述没意思啊，维特根斯坦搞语言分析搞了几十年，没什么搞头了，最后又回到了对世界的陈述，光搞对语言的陈述就没得搞了。又不想放弃，还想延其残喘，又回到了对世界的陈述，就这么回事儿。
下一段我们指出将儒释道解释成哲学是反向格义，是极为荒谬的、是颠倒的。璟淼，你来念这段。
“于此框架下，吾人方显明地直观到：将儒释道一概视为哲学是多么荒谬，夷夏颠倒莫此为甚也！这不仅抹杀了经教子教之重大差别退经学等诸子也，也抹杀了诸教与哲学之大大不同等诸教于哲学。这样在中国哲学科下的儒释道研究其去本来面目之远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故儒释道之复兴，在当下的急务首在走出哲学之框框。未来之学术中，哲学实不占何等分量，参考晚清学制，其中根本没有哲学之位置。子学院哲学系之工作在以儒佛见地批判整理以往之哲学著作，并非进行原创性的哲学研究也。当整理工作完成之后，哲学一科即可真正告终。至此时，维特根斯坦的心愿才算真正达成了。纯在西学内部着眼，终结哲学终究是可望不可及；只有靠东方正学之利器，才能真正终结这种无用有害（哲学是邪见之重要策源地其害莫大焉）的伪学术。”
哲学这样一门不能成为学术的学术，不知道该放到子部还是器部的一个学术，连自己的对象也不能确定的学问。把我们的儒释道，这种正学，最高的正法一概视为哲学实在荒谬。这真是把黄金当做了稻草、粪土，哲学是粪土是应该扔掉的东西。我们把儒释道视为哲学，所以它们只能和哲学一起进入终结的可悲的下场和命运，把儒释道视为哲学这也是及其没有智慧。夷夏颠倒，及其不智。这不仅抹杀了经教、子教的重大差别，因为一概视为哲学不加区分了，儒教是经学，释、道是子教，等而视之，都看成哲学就抹杀了它们的重大差别。
在书写哲学史的时候，首先发生的一个谬见就是把经学的孔子抹杀掉，把整个的经学也抹杀掉，把经学传承中的那些人也当成一个一个的子学家，比如说孔子，经学的孔子没有了，只剩下《论语》、《孝经》的孔子。经学的传承也抹杀掉，在哲学史里边可能会写董仲舒，但董仲舒不是一个传承经学的董仲舒了，他是《春秋繁露》的董仲舒，写了一部子书嘛。董仲舒是一个经学家，他是以六经为本的。他是在经学传承脉络里一个重阵，他不是一个单独提出自己独立思想的子学家或经学家。他的学问的根本是六经，结果把孔子和董仲舒这些人跟传承划清了界线，把他们看成一个个原子似的提出自己哲学思想的哲学家，把他们退为子学，就抹杀了诸教与哲学的大大不同也就是等诸教于哲学。教和哲学的区分我们上面已经谈了，这种混淆是多重的，蒙蔽是多个层次的，一层加上一层。这样在中国哲学科下的儒释道研究其去本来面目之远实在不可以道里计。在这种反向革义的状态下，儒释道被看成了哲学，哲学里有的就被看成有理，哲学里没有的就不说。
从方法来说，最大的遮蔽从哲学史的角度就是对儒释道的修行论的漠视。哲学的方法只是“解”，儒释道这种信仰的层面，这种正教的层面这种经学的层面被砍掉了。它也砍掉了“行”，这种修行论也被它砍掉了。在哲学史这个角度对儒释道的书写只剩下了“解”。“信”、“行”、“证”全没有了，儒释道被看成概念推演之学，这是极其大的一个误解。我们刚才说的修行论，这个圣教量，这个经学是儒释道的真理的根本标准，而这个修行论是儒释道学问的核心和关键。没有修行论，前面的工作就白费了，后面的最终的目的“证”也完全不可能实现。“信”、“解”、“行”、“证”，这个“行”就相当于绝句的第三句，承上启下，没有它儒释道的学问就不能成立。
在哲学史的这种框架里，儒释道是面目全非的，要充分认识到你们在哲学系里学到的这些东西的危险性和遮蔽性。故儒释道之复兴，在当下的急务首在走出哲学狭小的框框。所以我们说大学教授看幼儿园的课程是一目了然的，而幼儿园的课程看大学教授的著作是误解多多的。我们儒释道学问是“信”、“解”、“行”、“证”极其高明、全面、完满的，而哲学不能成立，它的方法又是如此的割裂，只有一个解字，别的没有。用哲学来看儒释道造成很多的误解，用儒释道来看哲学却能大大得其真实。所以我的《佛学与西学》是对西学认识最为清楚的一本著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站在最巅峰来看西方哲学，才能看真正的面目。2000年以来西方哲学内部包括那些大家们，什么这个那个的，全部都在迷糊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把西学、整个的西方学术理出一个头绪来的，没有。我这个著作能够做到这点儿。是因为我们站在东方学术的巅峰、世界学术的巅峰、天下学术的巅峰、俯视西方的宗教、哲学、科学，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他们站在自己的矮的山坳里是看不清楚自己的，整个西方学问一团乱麻。有写哲学史的，人各一部，没有头绪。也没有见过写西方学术史的，可能古代有，像这个古罗马的瓦罗曾近写过他以前的希腊罗马的学术史，科学哲学都写进去，现在没有。在这种枝枝节节里边，分科越来越严重的时期，只研究一个领域，是研究不清楚的。只写哲学史，哲学也是搞不清楚的。用中学来看西学一目了然，用西学来看中学却是幼儿园看大学教授那样看不懂，全是误解。
美国人特别傲慢自大，不屑于了解我们东方，这是小人境界，我们东方是大人境界。我们如此高明但是我们是很好学的，站在彻底如实的立场上对天下的学问、对他方的民性加以虚心地如实地了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中国的政治是一个学制的传统，对他方的文明我们可以如实地认识。他们是贪嗔痴慢的这样一个境界，我们是“定”“慧”“仁”“义”“礼”“智”这样的认识结构，他们处在“痴”和“慢”这样的地步，他们自傲自大，不屑于对他方的文明和学问进行了解。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学问还是比较了解的，西方人不屑于了解我们，即使他们像虚心地来了解我们，也远远没有这个能力。比如“韬光养晦”这个词，中国文化是极其精深的，他们是幼儿园怎么了解啊，（是十分浅陋的）。首先是语言的障碍、文明的障碍，语言从究竟上来说是不能翻译的。我的观点是语言是文明的核心，语言各有各的特性，不能通约。他们怎么理解这个词啊：“我们先藏着，到最后有了真正的势力去打他们”，这么翻译、理解这个词。韬光养晦绝不这么简单。
西方人来理解我们是很困难的，西医和中医，一个“寒”、“热”、“温”、“良”、“补”、“泻”等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西文里没有这个词，你说他们怎么理解啊，没法理解。语言的弱势和文明的致命缺陷，他们的文明中没有反映真理的概念。他们的文明是有断的，不能长久保存。他们只能学习中华文明，用中华文明转化他们低劣的文明。对于夷来说，用中华文化来改造他们的文化是最终的归宿。所以我们提出来说“尚合和，求大同”，怎么个大同呢？只有中国文明里有大同，这个大同除了中华文化的大同没有别的可能性了。西方的文明里没有大同的思想，所以未来的大同只能同于中华，同于中华文明中华文字。
子学院哲学系之工作在以儒佛见地批判整理以往之哲学著作，并非进行原创性的哲学研究也。并非原创性的哲学研究，所以当整理完成之后哲学一科即可真正告终了。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的早年心愿才算是完成了。维特根斯坦在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完成之后认为哲学的事儿都干完了，他真够有自信的，不过后来他的自信又动摇了。他那时候认为《逻辑哲学论》是整个哲学的终结了，他就跑去做小学教师了，不搞哲学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又开始搞哲学了。他又跑到剑桥和那些英国的哲学家混在一块儿玩哲学的游戏，提出一些新颖的观点。他这个人是很矛盾的，一方面非常自卑，另一方面又自视甚高。哲学对他来说也是相当矛盾的事情，他一方面让被人追捧他来找到自信，另一方面又怕别人误解他不愿意提新的见解。他也瞧不起别人，内在的是他自己的自卑。没有圣教，他的生命就很脆弱，没有依托，总之是个很可怜的人。
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当代中学大家。1970年生，河北献县人。200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迄今一直在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佛教、中西文化比较等。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2008年出版）、《佛学与西学》（2009）、《形上学方法》、《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2013年）、《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2014年）、《西学之中学渊源》（2013-2014年）、《佛教真面目讲记》（2012-2014）、《论周官》、《天下制度形上原理》（2019年）等。